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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淺談孟子的理論使命 [打印本頁]

作者: Goethe 時間: 2012-7-15 10:21 PM 標題: 淺談孟子的理論使命

淺談孟子的理論使命作者：鳳凰網
文章來源：中華國學網
瀏覽：142 次　　時常懷著一種十分矛盾的心情看待孟子，一方面是因為十分讚賞孟子能夠關注普通人民的不幸命運，提出諸如「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和「仁者無敵」的仁政學說等，從他強烈的愛民情懷中分明能夠感到，孟子是一位善良得不能再善良的知識分子；從另一方面看，孟子又竭力美化聖王與王道，遵從儒家關於血緣關係下的家族歷史主義意識和等級制度。
　　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他的學說不僅要面對著權貴，而且要面對著廣大的平民。如何選擇自己的學術立場，顯然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既要「食」之於權貴，又要批判權貴的貪婪本性；既要維護廣大平民的利益，又要明晰他們與權貴之間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使他們始終處於十分不利的社會地位。也許正是孟子思想的兩面性，給我帶來了這種矛盾的心情。
　　在一定意義上說，孟子站在貴族文化與平民文化的交叉地帶，他的學說代表著貴族文化與平民文化相妥協、相調和的一種文化傾向。或者說，孟子站在貴族文化的立場上，居高臨下地說了一些有利於平民的話，但從本質上說，他絕不是一位真正地能與廣大的平民階層融為一體的人。
　　於是，想到了「良儒」這個詞。從《孟子》的字裡行間，我們看出，孟子是一個試圖去做「有益於人民、有益於國家」的人。作為篤守儒家思想的儒者，他有著堅定的理想和高尚的氣節。然而，在他活著的時候，如孔子一樣，孟子也不能「見用」。這是由於貴族文化的邪惡本質決定的，而並非由於其思想本身。權貴們為了維護其骯髒的貪慾，為了更多地佔有城市、土地和人民，孟子式的良儒及其思想只能成為他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何談「見用」呢？
　　孟子是誰？孟子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當下的我們究竟與他發生了什麼樣的聯繫？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縣）人。關於他的生卒年代，由於相關資料極其缺乏，至今仍無確切定論。根據一些史料推測，孟子大致生於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後，卒於周郝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前後。
　　孟子的生平大略見於《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論語》之後的又一部語錄體儒家經典著作。孟子被後儒尊稱為「亞聖」，是孔子之後「第一人」。由於處在百家爭鳴的特殊時代，孟子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因而，孟子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真儒」——儒之本質的體現者。《孟子》後世被列為《四書》之一，對中國的民族精神與氣質、民族性格與觀念有著深刻影響。
　　那麼，孟子究竟為什麼而著書立說呢？
　　扞衛儒學價值
　　孟子生活的時代，不僅社會秩序空前混亂，諸侯征伐頻繁，而且思想界出現了「百家爭鳴」。儒者在宣揚其學說時常常遭遇論敵的辯論。為扞衛儒學價值，他一方面與楊、墨等諸家學說激烈論戰，一方面親率弟子遊歷宋、滕、齊、梁諸國，向他們闡述「仁政」主張。在與其他學派的辯論中，孟子展現出了傑出的辯才。「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說：「外面的人都說老師喜歡辯論，請問，這是為什麼呢？」孟子說：「我難道是喜歡辯論嗎？我是不得已而辯論啊！」孟子所謂「不得已」，指的是為駁斥異已而不得不與百家相爭。孟子在接下來的對話中解釋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從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併了夷狄，趕跑了猛獸而使百姓安寧，孔子編寫了《春秋》而使胡作非為的亂臣賊子畏懼……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謬論，反對偏激的行為，駁斥荒誕的言論，以此來繼承（禹、周公、孔子）三位聖人的事業。我難道是喜歡辯論嗎？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書中有多處孟子與其他學派辯論的記載。他的主張雖然不合時宜，被諸侯視為「迂闊於事」，但他從不放棄自己的理想，不僅重視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人生一大樂趣，晚年還與弟子著書立說，弘揚了儒學價值。
　　創立儒學體系
　　孟子學說是對當時中國儒學傳統的總結和創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認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稱「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個對孔子思想予以體系化的人。孔子學說是語錄體的，雖然在各個領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統，比較散亂。孟子通過艱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義的邏輯建立了一個體系。孟子學說是較為系統的人學，人學是其全部學說的中心。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動盪時期，孟子的人學思想是當時的道德危機在其學說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說使儒家思想具有了自然主義人性論的深度，從而把儒家學說真正地深入到人們的內心意識中，從而也把人與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及個體人的自然本性聯為一體，解決了個體人的儒化問題。孟子不僅在具體細節上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學說等）。孟子對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將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協調在一個系統裡，他使得儒家學說深入到人性之內（以後各家雖然就人性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它絲毫不影響儒家思想的人性化深度）；另一方面，孟子使儒家思想具有了一種本體論色彩。當然，我們這裡所指的人本主義和本體論、宇宙本身，並不是一種標準的西方式的人本主義和本體論，儒家所說的人是道德化的主體，本體論也是從人出發而達到的「天」——「天人合一」。這個體系就是盡心——知性——知天。
　　孟子對「天」的論述是神秘主義的，對「心」的表述是先驗的，對人性的闡明則混淆了人的自然本性和後天塑造的社會性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孟子學說中所體現的思維水平的低層次所造成的。
　　孟子和孔子一樣，在他生活的時代，其學說並沒有得到很大的弘揚，這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孟子的儒學體系，宗教色彩較淡，學術的思辨味較濃——他真正地將儒家學說當作一種學術來加以研究，他對孔子學說始終抱有客觀的態度，這一點也是有別於秦漢時期其他純粹為官僚政治服務的儒家學派的。
　　重建社會秩序
　　春秋戰國時代的亂世，人們普遍感覺到，必須有一個通行的規則，以平息各種社會動亂。這就是大一統思想的「一」。這就彷彿是不同的人走向大一統的廣場上，所有的人都奉行同一性的規則。那麼，廣場上的管理規則究竟由什麼樣的思想來主導呢？
　　在孟子生活的時代，中國人已心智洞開，思想家們不僅文辭華美，而且善于思辨，思想深刻。所謂廣場秩序的重建，最重要的莫過於「人」，所有立論的基礎都必須建立在關於人的學說之上，即人在不同環境、不同狀態下的社會行為規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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